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导，就是战略领导。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国土小人口少我国土大人口多、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系统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依靠力量和战略战术，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极大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讨论抗战胜利后党的发展前途时，毛泽东同志就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迅速调集2万干部和11万军队抢占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就达20人。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战略决断！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个战略决断对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小的方面有看不到的，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样的失误牵涉的是一点一事的问题，影响面不大，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在战略上出现了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将会很大。党在早期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战略上判断错了，看不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性，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付出了极大代价。所以，我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

　　古人说：“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要取得各方面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有战略谋划，有坚定斗志，还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